手表的40年变迁

　　我的父母亲生活在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一年辛苦下来的收入只能求个温饱，勉强度日，供我们几个儿女读书还得东借西凑。那时最好的报时工具就是有线广播，一日三次或四次的开播时间雷打不动。农村人一年到头很少外出，难得坐趟汽车、火车，更别说飞机了，因而对时间精确度的掌握也只要求个大概，手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拥有一只手表的渴求。

　　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历者和参与人，深刻体会到40年来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道德体系和审美标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手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地位的变迁正是这场巨大变革的缩影。

　　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1982年。临考前老师提醒我们，为了在考试过程中掌握好时间，考试时要戴上手表。家里穷，没有手表，穷尽所有的亲戚朋友也没借到。看到同学们都有手表，我心里好一阵的自卑。我第一年没考上，原因倒不是没有手表，因为有手表的同学也大多没考上。第二年，母亲存了一年的钱，咬牙买了只“钟山牌”手表，价值30元。表盘大大的，有些丑陋。虽然如此，还总算能看个时间。我戴上它参加这一年的高考，也算是聊胜于无。虽然至今我不确定，考试时我是否看过时间。

　　在一表难求的年代，能戴上手表的都是些有“工作”的人或农村中的有头有脸人物。农村里，信息不发达，不知道别人从事什么具体职业，对那些“吃皇粮”，捧“铁饭碗”的人就统一称作“工作人”。一只手表上百元，还要凭票供应、“开后门”，没有钱、不是“工作人”、没有能耐、戴手表也只有过过梦瘾的份。对于戴手表的人，用现在时尚话说，大多数人只有羡慕嫉妒恨，徒叹命不好。因为成份不好，在农村中不可能混出“出息”，要戴手表、穿皮鞋，只有读书、“跳农门”，成为“工作人”一条路，这也是当时父母亲教育我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最好的教材。

　　进入新世纪，手表的计时功能已被手机彻底代替。手机的出现，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产业经历着转型升级的阵痛。无意之中，手机已成为杀死许多传统产业的罪魁祸手。作为日用品的代表，“上海”、“东风”等品牌已所见不多。现在国产手表中号称的四个大品牌“飞亚达”、“依波”、“罗西尼”、“天王”可称为工艺品，不过相信大多数人都印象不深，最高售价不过万元，与国际顶尖知名奢侈品品牌“百达翡丽”、“爱彼”、“宝珀”等的成百、上千万元一只还有天壤之别，作为财富、地位象征的层次还远远没有达到。国产手表的生产技术和质量已与国际名表相差无几，但却很难进入奢侈品行列，这就是细节上的差别，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制表业的精英们任重道远。我们期待这一天，期待着国内外奢侈品店里都能摆上中国的手表品牌，也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我自己的第一只手表是只电子表。或许是来自温州的走私货，花了7块钱买的，通过按钮能调换时间、星期、日历，且能整点报时，功能挺多的。那东西怕水，水气进入就不能显示数据。有一次天下雨，坐拖拉机回家，手表渗水了，无法显示读数。母亲知道了，就“败家子、败家子”的一阵狠骂。我伤心了，躲进被窝睡觉，把手表也放在身边。那东西受热后，水气逸出，竟然又好用了。后来应该是真的坏了，不记得它最终的下落。参加工作后，我陆陆续续买了很多只手表，大多是廉价的，主要是为了看个时间，直到用上手机。

　　我曾经上过一堂培训课，内容是讲国产手表行业的“细节决定成败”。在手表畅销时期，杭州手表厂生产的“英雄牌”手表为了能在走时精确度上赶走和超过“上海牌”手表，花重金从瑞士进口主要零部件到工厂组装。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天的走时误差从一分钟减少到45秒，但距目标的30秒误差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排除各种可能后，杭州手表厂又派技术人员到瑞士现场学习，以探究竟。花了100万美元，学了两个月时间，最终的奥妙之处归结为：所有的零部件在装配之前都浸在煤油里，就这样，手表的精确度再次提高了50%。精仿手表

　　那时，无论城市、农村，结婚讲究“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即使不能全有，只要有其中的一、两件，在农村就算是殷实之家，对儿子结婚娶老婆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村里有个小伙子，相中一位姑娘，两情相悦，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对方家长提出结婚必须要给女儿买块手表，以示体面，小伙子的父母拿不出这笔钱，婚姻最终黄了。这种例子，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少见。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顺口溜是这样的，“飞鸽快、永久耐、骑上凤凰谈恋爱、高仿表。戴上手表真是帅”。“飞鸽、永久、凤凰”，是当时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加上“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这几件产品绝对是当时中国轻工产品制造水平的象征，同时也是每个中国家庭幸福生活的最好体现。

　　手表的功能主要是计时，另一层的意义大约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随着手机的普及，很多人并不用手表掌握时间，戴着它是个累赘。但今天还有人戴它，就像戴金银首饰一样。

　　20世纪80年代前，手表算是奢侈之物。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值12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个人半年的工资。如果是瑞士进口的，更是稀罕。于是，有人买了手表，晚上也舍不得摘下，即便是大冬天，也会将左手的衣袖绾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见他的手表。看个时间，左手会优雅地划个夸张的弧度，目的还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手表。

　　儿子发微信，年底了，想给我买个礼物，问我喜欢什么？我知道他刚参加工作，没多少钱，未及细想，就回个信息，要他别买,他有些恼了。我不能拂了他的一片孝心，就要了块手表。手表寄来了，价值不高，一两千块钱的。我高兴地戴上它，并会一直戴着。

　　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吹响，一夜之间，仿佛被压抑许久的创造力就被迅速激发出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供销社的商品橱柜里已能看到“钟山牌”等普通手表的身影，手表可以敞开供应，结婚的“三大件”也逐渐变成了“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由于收入的提高，供应的充足，手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非常普及，成为一种普通日用品，作为财富象征的作用彻底消失。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各种石英表、电子表、机械表，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生产厂家变着化样推出各种功能和款式的手表在电视上播广告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短短的10多年，弹指一挥间，曾经是贵重物品的手表变得再普通不过，这不由得使人感叹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能量和领导人的决断力。